重庆模式的思考

重庆模式的思考

文/周丕东

重庆模式包含“唱红、反腐、打黑、建立公租房，官员下基层同吃住，以及药品、户籍、环境等民生工程方面”，用重庆官方的话来描述，就是“宜居、森林、畅通、健康、平安”五个重庆建设。而外界对于重庆模式的认识，主要是“唱红打黑”，并且这种认识带有一定的色彩。对于旁观者来说，重庆模式是个政治秀，只是短期的一个形态，将来会怎样，那些唱红打黑的先锋官员最后的政治前程如何，这都没必要想得太远， 所有的可能都将随着领导的去向而发生重大的改变。

当重庆模式成为海内外重要话题，仍然不能摆脱这种模式流产的悲观论。持此悲观，缘于重庆模式的边缘化，异类于全国的发展模式，所秉持的理念不是开创，而是复古，将历史的某个特定阶段看似行之有效的政治方式套用到当今极度疲惫的政治体制的运作上。众所周知，人类每一秒钟都在往前走，无论过去的模式在当时具有如何的先进性和不可抵抗性，离开特定的土壤都将失去其生存的张力。所以，在局外人眼中，重庆模式只不过是套用一种过时的机制而诞生的一个钻出娘肚就会说话的怪胎，由于孕期的非常规饮食而导致营养失调的怪胎，其夭折、畸形、部分功能丧失的概率多于常规胎儿。

创造“唱红、打黑”，并立即上马，博得群众赞赏，玩的是高压的政治手段。这种政治手段必须是最高领导的雷厉风行，对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要精打细敲，绝不容许出现异质声音，那么这就要将每个官员的神经发条拧紧，处于高强度的状态。非常态的工作生活，短期尚可接受，长期必然抵制。而来自于民众方面，治安好转，工程惠民，是会有显著的社会环境个体生活的改变。然而，这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式政治方式，就如同挖地造湖，开山取矿，资源的枯竭随时都有可能呈现。甚至对于政治、民生的可持续发展缺乏科学的论证，因其人为高压的因素只用于特定的目标，一旦目标实现或无法实现，则这种运动便宣告结束。到时，就像一次透支体力的竞赛，产生的破坏和休整，永远超过短期的收益。

并且，这种“唱红、打黑”的模式，极易产生“民粹倾向”，从老百姓眼前的一些诉求入手，通过高于法制的手段，创造出迎合老百姓的需求，然后再附带政治造势而达到目的。比如，“打黑”就是打给老百姓看，而“唱红”，是为了创造根正苗红的政治愿望。俄国民粹派曾经说过：“自由的概念只与集体有关，个人对集体来说是没有自由的，对个人说，自由就是对集体的服从，只有把个人溶于集体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这就是推动集体的车轮，把个体绑架在集体的轿厢内，以个体的名义创造集体的表象，而集体又服从于领导者的旨意，自然而然地又成了英雄主义，让民众产生崇拜，觉得这个社会的确需要能够 “抑强扶弱”、“为民做主”的清官、好官。最后所产生的必然是民主的倒退、文明的滞后，从精神建设衰弱逐步影响物质的发展，我想，朝鲜便是最直观的镜子。

也有人抛出广东模式，认为广东模式更具有先进性。对于广东模式，2007年以来就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它是“深圳模式”的推广与升级。在汪洋的大力倡导下，广东出现了东莞的“腾笼换鸟”、广州的财政公开、顺德大部制改革与深圳的权力制衡试验等。但这些模式主要是喉舌的宣传，并没有引来全国的关注与效仿，在轰动性方面，远比不上重庆的“唱红、打黑”。真正让全国人民有个具体认识的是乌坎的选举，这是民逼官让的最后结果，也正是这种复杂斗争的妥协才引起了学界的探讨，换言之，这是对“公开、公平、公正”的一次探索。著名学者于建嵘认为：乌坎只是一个农村社区，不是真正意义的政权，村民的社区选举不能等同政治民主，这次党总支书记还是任命的。这也说明，广东模式并非燃起了民主的火花，乌坎的妥协仅限于乌坎，而民主的体现也只是有限的让步。

我认为，无论是哪种模式，都绕不开立法、执法、司法这三者的关系体现，抛离这三者而高谈民主、阔论模式，只是哑巴高歌、聋子听戏，把谎言当真理。只要还有人能够凌驾于这三者之上，那么就谈不上先进，更不要吹侃为什么模式了。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是否达到了三权之制衡？是否唤起了公民之意识？

《七七宪章》的重要影响之一就在于唤起公民意识，与其谈模式，不如论公民？这是我始终不变的认识。